让文化自信重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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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化以后，我国新出现了两类人：“造奖贩子”与“造书贩子”
在国人的印象里，全世界最大的“造奖贩子”可能就是总部设在英国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部，他们在英国有一个注册公司，全名叫“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后来，据说中国香港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机构：“扛旗世界纪录”认证部，他们也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全名叫“扛旗世界纪录有限公司”
他们都走的是品牌发展的路子，他们都有自己的审评价值观，都有自己的品牌，都是商业化运作，虽然各自有所侧重，但是都在商业运作的规制之内，都有各自的监管部门，也似乎都运作得很成功。
“造书贩子”（包括“造杂志贩子”）也许是我国独有的文化奇观，全世界也许都绝无仅有。这类贩子，主要的特点就是弄一个书号，然后取一个很大的书名，比如中国诗歌精选、鬃论文年度精选，甚至中国鬃家名录或世界鬃家名录，就像蜘蛛，先张开一张“透明”的网，之后，坐等各种“需要者”或“热衷者”自投。有些杂志也是这样的，刊登你的论文或稿件，不但不给稿费，还要收取所谓的版面费。这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并默默地各取所需。
在文化产业化之后，我国出现的这两类人——“造奖贩子”和“造书贩子”不但是对我国文化自信和社会诚信的巨大挑战，似乎也和诸如“吉尼斯世界纪录”与“扛旗世界纪录认证部”那样的“造奖机构”有很大的不同。
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我国的“造奖贩子”或“造书贩子”他们的言行似乎不需要取得什么相关部门的许可或批准，更不需要注册什么公司，他们只需要临时成立一个所谓的“鬃灼姥被幔ㄗ槲帷1嗌笪被岬鹊龋保蛘咴诔霭嫔绻旱靡桓鍪楹牛缓缶涂？
当然，被评为“鬃奖”或选入“鬃书”以后，必须得交各种理由或名目的评审费或者购书费。
再然后“获奖者”所取得的“荣誉”或“称号”并不会得到相应部门或工作单位的认可；“入选者”购得的有自己“作品”的书，也多是送人或束之高阁。当然“获奖者”和“入选者”的“命运”或“前途”也在一阵“沾沾自喜”之后，大多不会有什么“分水岭式”的变化。
或许有人说，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错！
可问题是，如果这两类人多了“造奖”和“造书”成为默认的常态“受骗上当”者多了，由此带来的社会价值的混乱、道德期待的沉沦，甚至政府和国民信任底线的丧失恶果，到底最终应该由谁来“埋单”？！
据2012年5月17日广州日报报道，我国第一个因屡屡“获奖”和“入选各种诗歌杂志或选本”而致贫的，是广州肇庆一个叫杜伟新的50多岁的小学教师，他被称为是“共和国获奖专业户”、中国获奖记录的创造者，也许真得还可以凭此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或“扛旗世界纪录”获奖领域方面的“领军人物”
据统计，他所获的奖，其中“全国性”的奖项有130多个，加上其他“地方性”或“专业性”的，总共在200个以上。
当然，他屡屡“获奖”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十多年间，杜伟新“获奖”花费的那十多万元，几乎是他毕生的积蓄。由于没钱买房，至今他已在岳父母家住了20多年。他和妻子的卧室中除了陈旧的木床、书柜和书桌外，就剩下堆积如山的各种诗歌入选书籍和各级各类的“证书”与“奖杯”了。
据杜伟新的岳父谢子关说：“如今女婿穷得只剩下各种获奖证书了。”“他现在穷得只剩下奖杯和证书了。我的两个儿子也曾劝他，但根本劝不动，最后还发生争吵，现在只能由着他。”对于女婿痴迷“获奖”言谈间，老人家老泪纵横。
杜伟新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案，且不说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倪萍这样的名人大腕就曾经陷身‘共和国脊梁’评奖的泥淖，自国家文化产业化以后，出于各种需要（不光是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国人身边这种沉湎于“花钱获奖”或者“花钱入选各种书”的人或事，其实早就见怪不怪。
我国汉朝时就曾有民谚：“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现在各种“造奖”和各种“造书”（包括杂志收“版面费”）这种类似局面似乎又死灰复燃，且大有蔓延之势，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国人的惊醒吗？
大家都听说过“发家致富”或“发稿致富”可又有谁曾听说过“获奖致贫”或“发稿致贫”？眼下有些杂志或报纸甚至网络头版收取“版面费”各行各业的各种所谓的比赛，各行各业所谓的入选各种书的人和事铺天盖地并见怪不怪，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繁荣的发轫，还不如说是一种道德沦丧的开始。
让“造奖贩子”失业，让“造书贩子”现形，让热衷于“荣誉”、“分量”或“成就”的“获奖者”和“入选者”彻底清醒，让文化自信和社会诚信重新回归，让文化秩序和文化环境步入正轨，这应该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事情，而应该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事情，最起码，应该是一个国家或政府某些相关机构或部门的事情。
文化产业化以后，我国新出现了两类人：“造奖贩子”与“造书贩子”
在国人的印象里，全世界最大的“造奖贩子”可能就是总部设在英国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部，他们在英国有一个注册公司，全名叫“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后来，据说中国香港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机构：“扛旗世界纪录”认证部，他们也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全名叫“扛旗世界纪录有限公司”
他们都走的是品牌发展的路子，他们都有自己的审评价值观，都有自己的品牌，都是商业化运作，虽然各自有所侧重，但是都在商业运作的规制之内，都有各自的监管部门，也似乎都运作得很成功。
“造书贩子”（包括“造杂志贩子”）也许是我国独有的文化奇观，全世界也许都绝无仅有。这类贩子，主要的特点就是弄一个书号，然后取一个很大的书名，比如中国诗歌精选、鬃论文年度精选，甚至中国鬃家名录或世界鬃家名录，就像蜘蛛，先张开一张“透明”的网，之后，坐等各种“需要者”或“热衷者”自投。有些杂志也是这样的，刊登你的论文或稿件，不但不给稿费，还要收取所谓的版面费。这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并默默地各取所需。
在文化产业化之后，我国出现的这两类人——“造奖贩子”和“造书贩子”不但是对我国文化自信和社会诚信的巨大挑战，似乎也和诸如“吉尼斯世界纪录”与“扛旗世界纪录认证部”那样的“造奖机构”有很大的不同。
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我国的“造奖贩子”或“造书贩子”他们的言行似乎不需要取得什么相关部门的许可或批准，更不需要注册什么公司，他们只需要临时成立一个所谓的“鬃灼姥被幔ㄗ槲帷1嗌笪被岬鹊龋保蛘咴诔霭嫔绻旱靡桓鍪楹牛缓缶涂？
当然，被评为“鬃奖”或选入“鬃书”以后，必须得交各种理由或名目的评审费或者购书费。
再然后“获奖者”所取得的“荣誉”或“称号”并不会得到相应部门或工作单位的认可；“入选者”购得的有自己“作品”的书，也多是送人或束之高阁。当然“获奖者”和“入选者”的“命运”或“前途”也在一阵“沾沾自喜”之后，大多不会有什么“分水岭式”的变化。
或许有人说，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错！
可问题是，如果这两类人多了“造奖”和“造书”成为默认的常态“受骗上当”者多了，由此带来的社会价值的混乱、道德期待的沉沦，甚至政府和国民信任底线的丧失恶果，到底最终应该由谁来“埋单”？！
据2012年5月17日广州日报报道，我国第一个因屡屡“获奖”和“入选各种诗歌杂志或选本”而致贫的，是广州肇庆一个叫杜伟新的50多岁的小学教师，他被称为是“共和国获奖专业户”、中国获奖记录的创造者，也许真得还可以凭此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或“扛旗世界纪录”获奖领域方面的“领军人物”
据统计，他所获的奖，其中“全国性”的奖项有130多个，加上其他“地方性”或“专业性”的，总共在200个以上。
当然，他屡屡“获奖”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十多年间，杜伟新“获奖”花费的那十多万元，几乎是他毕生的积蓄。由于没钱买房，至今他已在岳父母家住了20多年。他和妻子的卧室中除了陈旧的木床、书柜和书桌外，就剩下堆积如山的各种诗歌入选书籍和各级各类的“证书”与“奖杯”了。
据杜伟新的岳父谢子关说：“如今女婿穷得只剩下各种获奖证书了。”“他现在穷得只剩下奖杯和证书了。我的两个儿子也曾劝他，但根本劝不动，最后还发生争吵，现在只能由着他。”对于女婿痴迷“获奖”言谈间，老人家老泪纵横。
杜伟新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案，且不说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倪萍这样的名人大腕就曾经陷身‘共和国脊梁’评奖的泥淖，自国家文化产业化以后，出于各种需要（不光是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国人身边这种沉湎于“花钱获奖”或者“花钱入选各种书”的人或事，其实早就见怪不怪。
我国汉朝时就曾有民谚：“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现在各种“造奖”和各种“造书”（包括杂志收“版面费”）这种类似局面似乎又死灰复燃，且大有蔓延之势，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国人的惊醒吗？
大家都听说过“发家致富”或“发稿致富”可又有谁曾听说过“获奖致贫”或“发稿致贫”？眼下有些杂志或报纸甚至网络头版收取“版面费”各行各业的各种所谓的比赛，各行各业所谓的入选各种书的人和事铺天盖地并见怪不怪，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繁荣的发轫，还不如说是一种道德沦丧的开始。
让“造奖贩子”失业，让“造书贩子”现形，让热衷于“荣誉”、“分量”或“成就”的“获奖者”和“入选者”彻底清醒，让文化自信和社会诚信重新回归，让文化秩序和文化环境步入正轨，这应该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事情，而应该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事情，最起码，应该是一个国家或政府某些相关机构或部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