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不能丢弃乐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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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本是自秦代以来历代官方所设立的一种行政机构，它的作用主要是掌管音乐，并监管搜集各地的民歌，配上音乐，便于在朝廷宴饮或祭祀时演唱。
说到乐府，以两汉乐府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最大。汉武帝时期，乐府机构被官方大规模扩建，其从民间搜集的大量的诗歌，后人统称为汉乐府。后来“乐府”便成为了中国诗歌的一种体裁。
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都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
而“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相对于汉乐府而提出的，其含义就是自制新题以写时事。新乐府诗歌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尽管实际上它们全是“未尝被于声”的徒诗，但仍自名为乐府，并加上一个“新”字以示区别。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
所谓“新乐府运动”实际上应该是由杜甫最先开创的，后来顾况继承其事，张籍、王建也为此做了导向，最后到了“元白”时期，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把这一运动推向了顶峰。
乐府诗本身就是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感染着其作家和读者，如果说盛唐时期的杜甫只是以“即事名篇”的方式来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精神的话，那么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则把乐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白居易自称其诗“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把现实主义看作是自己诗歌创作的最高准则。他的五十首乐府诗充分的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各个角度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其中卖炭翁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作。
现实性是新旧乐府诗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两汉乐府的现实性，直到现在仍旧震撼着后人，而新乐府则把乐府诗的现实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有人曾说：这个高度是后人无法超越的，因为只有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到达这样的高度，缺一不可。
所谓“乐府精神”其实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精神，而是诗歌或任何作品本源上必须在建构时要考量到的价值或意义取向：要不向真向善向美，要么批假批恶批丑，要不激发想象或单纯游戏娱乐；总之，要有用，要对道德精神或人性灵性有用。
现在，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处在了两种两难境界：
一是，雅，雅不得，遭人“敬”而远之；俗，也俗不得，更遭人诅咒唾骂；甚至，所谓雅俗共赏的，也到处碰壁。
二是，无论是走官刊道路，还是走民刊道路，诗人们的生存处境，都很尴尬。走官刊道路的，被视为口是心非、无病呻吟、甚至是良知尽失；走民刊道路的，被视为不识时务、刚愎自用、甚至是神经错乱。
曾经一度时期，写诗被称为驴叫，甚至有人大骂：饿死狗日的诗人！
要我说，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必然的。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发展到现在，之所以被官民共弃，就是因为它丢弃了乐府精神。
中国诗歌要走出目前的两难境界，其实最需要的的确就是“乐府精神”！
当下的中国，人们的生活节奏有序或无序的空前紧张，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忙时代”似乎许多人无暇顾及灵魂的干净，只在意金钱、权势、地位和名利的博取。虽有一些人高举着精神的大纛，收拢着现实的悲伤，想在文字的穿行里，或者日常细节唠叨的失意里，拥挤着取暖；但生活的背负、时代的涡流，似乎谁也无法拒绝和掌控了。
当下的中国，人们正在逐渐抛弃诗歌，诗歌也逐渐使诗人蒙受了周遭许多人的嘲笑和羞辱。我觉得，反省的不仅仅应该是中国当下的国民，主要应该是当下的诗人。我觉得，不是读者抛弃了诗歌，不是周遭的人在羞辱诗歌，抛弃了诗歌和羞辱诗人的，恰恰可能就是我们诗人自己。
没有诗歌高声吟诵的时代和民族是可悲的，人们都跑去散文和小说，甚至似乎是“质量不高”的影视剧里拥挤着取暖，这些说明了什么？
这些只能说我们的许多诗歌作品是没有任何现实性的，没有任何价值或意义的。这些只能说明我们所谓的诗人们，要么是追名逐利的伪诗人，诗歌只是他们谋取名利地位的敲门砖；要么是消极沉沦的假诗人，诗歌只是他门孤芳自赏的哈哈镜！
其实，无论是现实主义诗歌还是浪漫主义诗歌，都不能丢弃乐府精神，即：“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歌颂，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揭露，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雅，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俗，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娱乐，甚至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雅俗共赏，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诗歌；其实，中国诗歌无论是歌颂还是揭露，无论是现实还是浪漫，无论是官刊还是民刊，无论是雅还是俗甚至是雅俗共赏，都不能丢弃乐府精神！其实，我们许多追求灵魂纯净或重视灵性生活的读者，之所以选择读诗歌，都只不过是想在当下的诗歌作品里能看到当下时代的光明或虚妄的同时，也能品茗到人性的真善、明晰时代命运的走向、感受汲取前行的精神或力量。这也许就是现实，这也许就是全世界所有艺术作品和读者共同的追求和人世境遇。
这也许是一个以媚俗为时尚的时代，一切也许都被娱乐化，包括本应该高举庄严大旗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等，都成了商业化和产业化的牺牲品，虽然都打着改革和创新的旗号。
在这个时代读诗的人，有很多是奔着诗作者的名气而去的，那种阅读，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在追求脱俗或特立独行卓然不群，不如说是在和这个时代眉来眼去或同声共气甚至助纣为虐。
在这个媚俗的时代，能去读诗的人是可敬可佩的，但可敬可佩的同时，也不免有些盲从和悲哀；这个时代坚守诗歌阵地的人同样也是可歌可泣的，但可歌可泣的同时，也未免太多了些悲壮和无奈。
不过，总有一扇窗会迎来朝阳，总有一扇门会路过高尚。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诗人们会突然醒悟，我们真的需要乐府精神！
无病呻吟的诗歌作品和诗人，请你们自觉滚出中国诗坛，我们不需要你们！
乐府，本是自秦代以来历代官方所设立的一种行政机构，它的作用主要是掌管音乐，并监管搜集各地的民歌，配上音乐，便于在朝廷宴饮或祭祀时演唱。
说到乐府，以两汉乐府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最大。汉武帝时期，乐府机构被官方大规模扩建，其从民间搜集的大量的诗歌，后人统称为汉乐府。后来“乐府”便成为了中国诗歌的一种体裁。
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都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
而“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相对于汉乐府而提出的，其含义就是自制新题以写时事。新乐府诗歌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尽管实际上它们全是“未尝被于声”的徒诗，但仍自名为乐府，并加上一个“新”字以示区别。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
所谓“新乐府运动”实际上应该是由杜甫最先开创的，后来顾况继承其事，张籍、王建也为此做了导向，最后到了“元白”时期，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把这一运动推向了顶峰。
乐府诗本身就是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感染着其作家和读者，如果说盛唐时期的杜甫只是以“即事名篇”的方式来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精神的话，那么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则把乐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白居易自称其诗“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把现实主义看作是自己诗歌创作的最高准则。他的五十首乐府诗充分的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各个角度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其中卖炭翁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作。
现实性是新旧乐府诗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两汉乐府的现实性，直到现在仍旧震撼着后人，而新乐府则把乐府诗的现实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有人曾说：这个高度是后人无法超越的，因为只有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到达这样的高度，缺一不可。
所谓“乐府精神”其实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精神，而是诗歌或任何作品本源上必须在建构时要考量到的价值或意义取向：要不向真向善向美，要么批假批恶批丑，要不激发想象或单纯游戏娱乐；总之，要有用，要对道德精神或人性灵性有用。
现在，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处在了两种两难境界：
一是，雅，雅不得，遭人“敬”而远之；俗，也俗不得，更遭人诅咒唾骂；甚至，所谓雅俗共赏的，也到处碰壁。
二是，无论是走官刊道路，还是走民刊道路，诗人们的生存处境，都很尴尬。走官刊道路的，被视为口是心非、无病呻吟、甚至是良知尽失；走民刊道路的，被视为不识时务、刚愎自用、甚至是神经错乱。
曾经一度时期，写诗被称为驴叫，甚至有人大骂：饿死狗日的诗人！
要我说，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必然的。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发展到现在，之所以被官民共弃，就是因为它丢弃了乐府精神。
中国诗歌要走出目前的两难境界，其实最需要的的确就是“乐府精神”！
当下的中国，人们的生活节奏有序或无序的空前紧张，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忙时代”似乎许多人无暇顾及灵魂的干净，只在意金钱、权势、地位和名利的博取。虽有一些人高举着精神的大纛，收拢着现实的悲伤，想在文字的穿行里，或者日常细节唠叨的失意里，拥挤着取暖；但生活的背负、时代的涡流，似乎谁也无法拒绝和掌控了。
当下的中国，人们正在逐渐抛弃诗歌，诗歌也逐渐使诗人蒙受了周遭许多人的嘲笑和羞辱。我觉得，反省的不仅仅应该是中国当下的国民，主要应该是当下的诗人。我觉得，不是读者抛弃了诗歌，不是周遭的人在羞辱诗歌，抛弃了诗歌和羞辱诗人的，恰恰可能就是我们诗人自己。
没有诗歌高声吟诵的时代和民族是可悲的，人们都跑去散文和小说，甚至似乎是“质量不高”的影视剧里拥挤着取暖，这些说明了什么？
这些只能说我们的许多诗歌作品是没有任何现实性的，没有任何价值或意义的。这些只能说明我们所谓的诗人们，要么是追名逐利的伪诗人，诗歌只是他们谋取名利地位的敲门砖；要么是消极沉沦的假诗人，诗歌只是他门孤芳自赏的哈哈镜！
其实，无论是现实主义诗歌还是浪漫主义诗歌，都不能丢弃乐府精神，即：“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歌颂，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揭露，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雅，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俗，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娱乐，甚至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雅俗共赏，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诗歌；其实，中国诗歌无论是歌颂还是揭露，无论是现实还是浪漫，无论是官刊还是民刊，无论是雅还是俗甚至是雅俗共赏，都不能丢弃乐府精神！其实，我们许多追求灵魂纯净或重视灵性生活的读者，之所以选择读诗歌，都只不过是想在当下的诗歌作品里能看到当下时代的光明或虚妄的同时，也能品茗到人性的真善、明晰时代命运的走向、感受汲取前行的精神或力量。这也许就是现实，这也许就是全世界所有艺术作品和读者共同的追求和人世境遇。
这也许是一个以媚俗为时尚的时代，一切也许都被娱乐化，包括本应该高举庄严大旗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等，都成了商业化和产业化的牺牲品，虽然都打着改革和创新的旗号。
在这个时代读诗的人，有很多是奔着诗作者的名气而去的，那种阅读，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在追求脱俗或特立独行卓然不群，不如说是在和这个时代眉来眼去或同声共气甚至助纣为虐。
在这个媚俗的时代，能去读诗的人是可敬可佩的，但可敬可佩的同时，也不免有些盲从和悲哀；这个时代坚守诗歌阵地的人同样也是可歌可泣的，但可歌可泣的同时，也未免太多了些悲壮和无奈。
不过，总有一扇窗会迎来朝阳，总有一扇门会路过高尚。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诗人们会突然醒悟，我们真的需要乐府精神！
无病呻吟的诗歌作品和诗人，请你们自觉滚出中国诗坛，我们不需要你们！